丰碑贞石，风雅于斯

世界之文明古国者，唯有我华夏文明历经数千载传承至今而仍辉煌灿烂。在这个传承过程中汉字为记载传播文明、推动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发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拓技艺，作为一种用纸和墨及传拓工具将铸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或图案捶印下来的特殊技艺，为我中华文化的有序传承及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夏先民仰观天象，俯察万物，以日月之形、山河之势、鸟兽之迹，创造出一种特有的表意文字——汉字，秦以前称之为“文”，秦以后则谓之为“书”。汉字自出现伊始就包含了中国先民对自然的认知，对生活的探究，对生命的感悟，对美的表达。中国文字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载体便是甲骨文了，距今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此同时，先民以金石之器记录事件，正如《墨子·天志中》所载：“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为从隶到楷体的过程，也是金石传拓的滥觞期，从东汉末年至东晋初年不过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汉字就完成了从隶到楷体的字体变化。功绩铭乎金石，刻石纪事，即源于古人对生命价值延续的渴望，对不朽功业的追求与向往，所以这一时期古人留下了大量的石刻作品。金石传拓技术也随之发展，至隋唐而大盛。碑帖拓本表现出属于它特有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石碑至今多已漫漶不清，但由于古人旧拓本的流传，我们经过认真考证，透过层层迷雾，我们终究可以还原到历史清晰的画面，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见证，更是书法史上不朽而华丽的乐章。

宋太宗重文喜文，酷爱书学，建秘阁，搜墨迹，收墨宝，传拓古迹刻石。“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一时间，追古尚意，刻帖之风盛行。虽然经过了千年的战争和天灾人祸，至今仍保留存世数量可观的“宋拓本”。

金石学是以石刻文字及铜器铭文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从宋代开始，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收集石刻并进行整理研究。欧阳修一生收藏碑帖拓本一千卷余，并编写了《集古录》。赵明诚与妻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对周朝以来金石遗文无所不涉，后辑成《金石录》传世。有宋一代，对金石碑刻上起三代，下至隋唐五代，都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汇集研究专著，为后世留下了大有裨益的历史资料和珍贵的文献。宋代金石学兴起的历史，其实可以说就是对中国记忆文化收集、编辑、珍藏、转化、传播和研究的历史。

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欧阳率更见索靖所书古碑，驻马观之，良久而去；赵崡足踏周之京畿、汉之郊野，遍访古迹。顾炎武少年便周游天下，所到名山、巨镇、祠庙之迹，登危峰，探深壑，履荒榛，遇可读碑文必抄录。若得前所未见，则喜不能寐；自我放逐于碑崖古刹，寻一份“游好之心”实为一大幸事，常流连于山川者，便得凝结于心之金石气息、山川气魄，古人访碑，其意在研究金石，得新材料，以神阙经史，荒村野落，披斩蓁莽，往往得千载以上之弃石，至于篆隶书法，不过抄写碑文之余，偶然留心。有好书者，癖之数十年，如邓完白专学碑版篆隶，遂开有清二百年新风，继踵者代不乏人。今之访碑者，多访名碑，其意在学书，学书之法，首重墨迹，其次碑石，其次佳拓，若亲抚原石，想见挥运，自能有得，碑铭制度,亦皆嘹然。近年新见汉刻，皆考古家所得，考古家意在文字，书家专心书艺，清人则兼之，故其篆隶能得金石气。金石气者，文主其心，非徒摹学石刻斑驳也。

金石碑刻见证了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金石拓片是维系今人与古人对话的桥梁，同时也是后人研读中华文明的媒介，我们有责任继承与发扬光大，正如铁山《石颂》所言“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 古人借助于金石碑刻来记载大事，因其具有耐久性和不可更改性的优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战乱不断，多少画栋雕梁命如纸帛，随着王朝的代谢灰飞烟灭。唯有默默不言的石刻拓本留存至今，后世的读碑者多多少少能从历经岁月沧桑的碑文中，从远逝的历史云烟中，还原一些清晰的历史脉络。创史者和读史者在此隔空对话，构成了独特的传播与接受，这也是金石之美的魅力所在。

——陶义美

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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